诸葛亮的查人之道_诸葛亮识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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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、诸葛亮识人七法 怎么解释？
• 2、诸葛亮识人的方法。
• 3、诸葛亮的观人之道是什么
• 4、诸葛亮知人七法是什么？
• 5、诸葛亮识人七法？
• 6、诸葛亮的用人之道有哪些？

诸葛亮识人七法 怎么解释？

1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

此句指向对方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,看他的志向、态度有何特点,也就是价值观，即是非善恶美丑判断标准。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重用,首先得了解他的价值观是否积极、正确。

为将,忠诚爱国是第一位的，也是最基本的一项要素，为将者如敌我不分，那后果是极其残忍的。在诸葛亮看来,志是第一位的。

2、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

此句中的“变”指的是应变、变通能力。两军对阵，军情千变万化，战机稍纵即逝，所以为将者应有很好的应变能力与灵活性，敌变我变，以奇制胜。

3、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

指学识，也就是理论知识和经验积累。咨之计谋，可以了解对方学识广度，深度，实用程度等。老马识途就是知识经验在马身上的体现，管仲提出的老马识途方法，也反映了学识本身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。

4、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

“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”，此句是指通过棘手的事情来考察对方的勇气与魄力。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，“万人敌”均是强调为将者的勇敢与魄力。患难可见真情，那遇到困难、窘迫则也考察出一个人的勇敢与魄力。

5、醉之以酒而观其性。

酒后吐真言”，通过一起饮酒来观察对方酒后的言论及性情。当人醉酒之后,其大脑的部分意识被酒精麻醉,往往会把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本我展露出来。

6、临之以利而观其廉

“临之以利”是给予利益，然后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。为将应廉洁爱卒，战国名将赵奢与士卒感情极深，如其夫人所言：“身所食饮而进者十数，所友者百数，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与军吏士大夫。”

因此，战士皆愿为之效命。在作战中，他执法如山，赏罚分明，再加上用兵如神，因此，带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。

7、期之以事而观其信

“期之以事而观其信”，即指与对方商定某事,看他能否说到做到,是否讲信用。“言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” 徙木立信，是商鞅变法的开始；晋文公城濮之战退避三舍也是讲信。

无信不立，无信则军纪不明，军令不行，军威不振。诚信，为人为事之本，和第一条“志”是相通的，是“志”的体现。

扩展资料

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，是历代王朝盛衰变化的基本规律。人，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，其作用不可替代，诸葛亮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。因此，对人的认识，就成了他为政的大事，用他的话说就是“谋事在人”。尽管“画虎画皮难画，知人知面不知心”，但诸葛亮有一套独特的识人方法。

诸葛亮在《将苑》（又名《心书》）提出了为将者所需具备的七项特质，并提出识辨这七项特质的方法，即识人七法：一曰，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；二曰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；三曰，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；

四曰，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；五曰，醉之以酒而观其性；六曰，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；七曰，期之以事而观其信。这七项特质可概括为：志、变、识、勇、性、廉、信等七项内容,也即为将的早期胜任力模型。

参考资料

百度百科_心书

百度百科_诸葛亮

诸葛亮识人的方法。

诸葛亮的识人方法是“志、变、识、勇、性、廉、信”：

1.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

通过探究一个人对对与错的看法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智，志趣和立场。如果在大是大非问题模棱两可的人，必然是无法委以重任。

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

用无懈可击的言辞把他逼到理屈词穷处，让他毫无还嘴之力，看其反应如何。弱者无力改变，垂头丧气；强者反应机敏，定有反击之力。

诸葛亮认为，一个能言善辩的人，必须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，同时也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。

3.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

向一个人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，让他出谋划策，就能看他的谋略是否深远、见识是否独特。那些毫无计谋、遇事便束手无策的人，遇到突发事件只会力不从心，无法顾全大局。

4.告之以难而观其勇

遇到危难险重的事，正是考验一个人的勇气和胆量的时候，能够临危不惧，遇事不慌，迎难而上，千方百计解决困难的人，才是最为需要有胆识有勇气的人。

诸葛亮在重用一个人之前，常常人为地创造一个逆境，观察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战而胜之，没有敢趟地雷阵、越险滩的非凡勇气，关键时刻就不可能承担起重任。

5.醉之以酒而观其性

在酒桌上考察人的品性，酒喝到一定程度时，有的人就再也遮掩不住本性，显示出真实的自我。醉酒之后仍然有礼有节，不失仪态的人，正直之心溢于言表的人，值得交往与托付。

6.临之以利而观其廉

给他利或权，看他是否经得起诱惑，品行高洁的人应该是不贪不义之财，不得不仁之利，不取不当之钱，且能想到和兼顾到别人和社会的利益。

7.期之以事而观其信

托付对方办事，看对方是不是一个诚信的人。诚信，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一个人若是说话不算数，就不值得别人信赖。

扩展资料：

诸葛亮（181年-234年10月8日），字孔明，号卧龙，徐州琅琊阳都（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）人，三国时期蜀国丞相，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、发明家。

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，诸葛玄死后，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，后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，联孙抗曹，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，形成三国鼎足之势，又夺占荆州。建安十六年（211年），攻取益州。继又击败曹军，夺得汉中。

蜀章武元年（221年），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，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，主持朝政。蜀后主刘禅继位，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。勤勉谨慎，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，赏罚严明；与东吴联盟，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；实行屯田政策，加强战备。

前后六次北伐中原，多以粮尽无功，终因积劳成疾，于蜀建兴十二年（234年）病逝于五丈原（今陕西宝鸡岐山境内），享年54岁。刘禅追封其为忠武侯，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，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。

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《出师表》《诫子书》等。曾发明木牛流马、孔明灯等，并改造连弩，叫做诸葛连弩，可一弩十矢俱发。诸葛亮一生“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。

参考资料来源：人民网-生存智慧：圣人亦感所难的知人

诸葛亮的观人之道是什么

夫知人性，莫难察焉。美恶既殊，情貌不一，有温良而为诈者，有外恭而内欺者，有外勇而内怯者，有尽力而不忠者。然知人之道有七焉：一曰，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；二曰，穷之占辞辩而观其变；三曰，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；四曰，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；五曰，醉之以酒而观其性；六曰，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；七曰，期之以事而观其信。

译文

世界上没有比真正地了解一个人的本性还要困难的事情。每个人的善、恶程度不同，本性与外表也是不统一的。有的人外貌温良却行为奸诈，有的人情态恭谦却心怀欺骗，有的人看上去很勇敢而实际上却很怯懦，有的人似乎已竭尽全力但实际上却另有图谋。然而，了解一个人的本性还是有七条办法的：用离间的办法询问他对某事的看法，以考察他的志向、立场；用激烈的言辞故意激怒他，以考察他的气度、应变的能力；就某个计划向他咨询，征求他的意见，以考察他的学识；告诉他大祸临头，以考察他的胆识、勇气；利用喝酒的机会，使他大醉，以观察他的本性、修养；用利益对他进行引诱，以考察他是否清廉；把某件事情交付给他去办，以考察他是否有信用，值得信任。

诸葛亮知人七法是什么？

“知人之道有七焉：一日，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；二日，穷之以词辨而观其变；三日，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；四日，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；五日，醉之以酒而观其性；六日，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；七日，期之以事而观其信。”

诸葛亮认为鉴知人才首先要鉴知人的本性。考察本性要从人的外貌内情两方面进行。两才一致，善也易辨，恶也易辨。但人的外貌与内情往往不一致。“有温良而为诈者，有外恭而内欺者，有外勇而内怯者，有尽力而不忠者。”

因此，诸葛亮提出了知人的七法。“知人之道有七焉：一日，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；二日，穷之以词辩而观其变；三日，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；四日，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；五日，醉之以酒而观其性；六日，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；七日，期之以事而观其信。”(《诸葛亮集·知人性》)。

这就是说，知人之法有七个方面：一是用是非来考察他，看他意志是否坚定；二是用言辞来为难他，看他应变能力是否强；三是拿策略向他咨询，看他识断是否对；四是把灾难告诉他，看他的勇气是否大；五是用酒色来迷醉他，看他是否失常态；六是让他处理财物，看他为政是否廉；七是交任务让他完成，看他信用是否好。如果志向、变通、学识、勇敢、品性、廉洁、信用七个方面兼备而且皆优，可委以重任。

此外，《歇冠子·道端》以“量人”为题，提出“富者观其所予，足以知仁。贵者观其所举，足以知忠。观其大伴，长不让少，贵不让贱，足以知礼达。观其所不行，足以知义。受官任治，观其去就足以知智。迫之不惧，足以知勇。口利辞巧，足以知辩。使之不隐，足以知信。贫者观其所不取，足以知廉。贱者观其所不为，足以知贤。测深观天，足以知圣。”这既考察德，又考查才智和办事能力，也是考察人才的一种重要

诸葛亮识人七法？

1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

用大是大非的事情来问他，让他判断，可以观察出这个人的志向，他的价值取向可以从中观察而来。

2、穷之以辞观其变

“穷”指追问，“辞”指言辞。问他某一件事让他进行回答，然后接着问，通过这个方法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应变能力。

3、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

“咨”就是咨询之意。就某项计划、决策和措施，向他询问并征求意见，以考察他的学识水平。如果犹豫不决，说明缺乏胆识或经验，不能堪以重任。

4、告之以难而观其勇

告诉他这件事情很艰难，甚至会有灾难，以观察期勇气和胆识，看其是不是敢于承担。只有在危难时刻处变不惊，勇于面对现实，能够驾驭局面且转危为安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勇士。

5、醉之以酒而观其行

酒后一般都是乱性的，用酒来醉之，可以观察其真性情。现实生活中，有许多人喜欢说官话、假话，醉时才掏出真心话，真所谓“人生隔胸腔，对面万千里。惟有醉后言，谬误也真理。”

6、临之以利而观其廉

以利临之，观察他是否能经得起诱惑，从而辨识其是否廉洁。有道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靠劳动去获得利益和靠贪污受贿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。秉持廉洁永远会赢得人们的钦佩和尊重。

7、期之以事而观其信

让他去做某一件事情，可以观察出他的诚信度。言行一致、讲求信义之人才能恪尽职守、秉公办事。

简言之，就是从对方的“志、变、识、勇、性、廉、信”七个方面考察，可谓是全面精到，颇有道理。

扩展资料：

诸葛亮识人七法出自于诸葛亮写的一篇文言文《知人之道》，主要讲述了解人的本性的办法。

原文：夫知人之性，莫难查焉。美恶既殊，情貌不一；有温良而为诈者，有外恭而内自欺者，有外勇而内怯者，有尽力而不忠者。然知人之道有七焉。

译文：世界上没有比真正地了解一个人的本性还要困难的事情。每个人的善、恶程度不同，本性与外表也是不统一的。有的人外貌温良却行为奸诈，有的人情态恭谦却心怀欺骗，有的人看上去很勇敢而实际上却很怯懦，有的人似乎已竭尽全力但实际上却另有图谋。

然而，了解一个人的本性还是有七条办法的。

参考资料来源：百度百科——知人之道

诸葛亮的用人之道有哪些？

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，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。他说：“治国之道，务在举贤。”（《诸葛亮文集》卷3）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，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。在举贤这一方面，和厉行法治一样，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。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，让他们担任郡守、都督、将军等重要职务，发挥他们的作用。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，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：

《三国志_蜀书》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，有传者（包括附传）共有69人。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。还有庞统、法正、许靖、刘巴、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。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，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（如关羽、张飞等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，所剩就无几了。

当然，不能说能够进《三国志_蜀书》传记的，个个都是优秀人才，但是能够进《三国志》的，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——这却是个事实。这样一些人物，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、物色、加以委任的，而他们的政绩，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，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。

如果再综合《华阳国志》、《三国志》裴注、《季汉辅臣赞》等资料来看，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，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。

诸葛亮选拔人才、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。

1．德才并重，着重于德

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。曹操认为“有行（道德）之士，未必能进取；进取之士，未必能有行”。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，哪怕是“负污辱之名，见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，而有治国用兵之术，其各举所知，勿有所遗。”（《三国志_魏书_武帝纪》）

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，因此他用人的标准，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，更着重于德。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，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。如蒋琬的“托志忠雅”，费_的“雅性谦素，家不积财，董光的“秉心公亮”，陈露的“忠属老而益笃”，郭攸之的“以器业知名于时”，姜维的“心存汉室，而才兼于人”，杨洪的“忠清款亮，忱公如家”，邓芝的“坚贞简亮，临官忘家”，王平的“忠勇而严整”，李恢的“公亮志业”，吕凯的“守节不回”，射援的“少有品行”等等，一批“贞亮死节之臣”。

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，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“谋臣如云，武将如雨”那样多，但从质量上看，却要比曹魏高得多。

这一点，夺取汉中时，法正就看得很清楚，他曾向刘备说过：“魏之将帅，比不上蜀国的将帅。”（《三国志_蜀书_法正传》）而直到蜀国灭亡，郭颁在其《世语》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“天下英俊”。

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，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。明代的方孝儒在《诸葛丞相论》中就认为，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。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《廿一史札记》中，把诸葛亮与曹操、刘备、孙权加以比较后，认为：就用人来说，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，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，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。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，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。而兼有这三者长处的人，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。

诸葛亮治国“开诚心，布公道”，用人重德讲才，同时兼蓄各类人才，他量才授任，扬长避短，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，表现出用人之度。这一点，将在下文专节叙及。

2．取人不限其方，不以资历出身为限

诸葛亮选拔、使用人才，不搞宗派，不存门户之见，不讲资历和门第，而是以“德才”为标准，以才干为依据，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。

就不搞宗派，不存门户之见来说，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，就可以明白。

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，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，如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孙乾、简雍等，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，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，如庞统、蒋琬、陈震、马谡、向宠、黄忠、张南、冯习等，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，如法正、李严、吴懿、费观、董和、程畿、张嶷、马忠等，甚至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，如姜维等，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。不管来自何等地区，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，只要忠诚于“复兴汉室”大业，有一定的才能，诸葛亮都尽量录用，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，公正地对待他们，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，处于显要的地位。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，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，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。

诸葛亮擢升官吏，不讲资历出身，不计门第，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，他认为“亘木出于幽林，直士出于众下”，因而他处处留心，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、选拔人才，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、有功业的新人。

巴郡人张嶷，出身寒微，刘津时只是个下级官员，诸葛亮发现他“识断明果”，并有“忠诚之节”，提拔他为越_太守。张嶷到任以后，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，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，一时之间，“蛮夷皆服，颇来降附”（《三国志_蜀书_张嶷传》），在贯彻诸葛亮“安抚”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巴西郡人王平，出身士卒，手不能书，文化水平很低，原是曹操手下的小军官，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，由于他“遵履法度”（三国志_蜀书_王平传》），实践经验较丰富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，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。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，他也屡立战功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

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，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，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，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，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。何祗原是杨洪门下书往，因有“才策功干”，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，这里还有一段逸闻。据说每当朝会，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，杨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：“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？”何祗回答说：“不是我的马跑得快，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！”一时传为美谈（见《三国志_蜀书_杨洪传》裴注）李严、杨洪、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，而后来却同为太守，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，能“尽时人之器用”的用人风格。费_、董允俱为太子舍人，职位较低。费_“有俊才”、“识悟过人”，董允能“斟酌规益，进尽忠言”。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，分别委以重任。费_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董允为侍中，领虎中郎将，恪尽职守，处事干练，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。费_、董允以及蒋琬，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，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“四相”，又号“四英”。

3．采取措施，广泛延引人才

在延引人才方面，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。

首先，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，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、孔融齐名，资望颇高。刘备入益州时，本不想用他，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，以扩大影响，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。因而许靖官至司徒，“爱乐人物，诱纳后进”（《三国志_蜀书_法正传》），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。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，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。

再如，对待杜微也是如此。杜微是一个“行义素著，乡里敬慕”的老儒生。刘备入益州时，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、两耳失聪的老人了。他闭门不出，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。诸葛亮为丞相后，用车把他请了出来，由于杜微耳聋，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，对他说：“君但当以德辅时耳，不责君军事，何为汲汲欲求去乎！”（三国志蜀书_杜微传》）最后征得他的同意，拜他为谏议大夫。

像许靖、杜微这样的老懦生，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。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，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，以便招引更多人才。

其次，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。他因丞相缘，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_向他推举了一批“文武之士”，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_学习，教令中说：“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、最有益处的工作，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。姚_能够这样做，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。”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，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。这样一来，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！

另外，据《诸葛亮集_故事》卷5中记载，为了延引人才，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，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，“以集诸儒，兼待四方贤士”，这对于人才的吸引，也是有一定影响的。

4．循名责实，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

为切实做到“任人唯贤”，诸葛亮以“循名责实”对官吏进行考核，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，他特别强调“治实而不治名”这条原则，反对名不副实、表里不一的作风。

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，也是他考察、识别、使用人才的标准。他提出了七条“知人”之道，即分别对人从“志”、“变”。“识”、“勇”、“性”、“廉”、“信”七个方面进行了解、考察的办法。“志”就是“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”，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，观察其志向；“变”，就是“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”，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，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、应变能力；“识”，就是“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”，即向对方征询计策，以观察其见识；“勇”，就是“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”，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，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；“性”，就是“醉之以酒而观其性”，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；“廉”，就是“临之以利而观其廉”，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，考察其是否廉洁；“信”，就是“期之以事观其信”，即托对方办事，考察他是否守信用（以上见《诸葛亮集_文集》卷4）。

除了“七条”，诸葛亮还严格地考察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“五害”。这“五害”分别是：“因公为私，乘权作权”；“内侵于官，外采于民”、“过重罚轻，法令不均，无罪被宰，以致灭身”；“纵罪恶之吏，害告诉（上告申诉）之人”；“阿私所亲，枉克所恨”，“不承法制，更因赋敛”，“诈伪储备，以成家产”；“民失其职”（即加重人民负担，使人民无法生存）。对犯有“五害”的官员，一定要严惩不贷；没有“五害”的官员，一定受到奖赏（以上见《诸葛亮集_文集》卷3）。

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，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，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，举贤用人，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，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他重视人才，“取人不限其方”，用人能“尽其器能”，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做法，是难能可贵的，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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